近日，黑龙江绥化肇东市的部分中小学老师停止教学向政府“讨薪”。当地老师反映，他们的待遇太低，和周围其他县市的工资相差1000多块钱，同时住房公积金也存在补贴不到位的情况。对此，肇东市委书记赵胜利到现场协调处理，劝老师回校上课，并对政策执行有一些偏差表示抱歉。（11月19日人民网）

从讨薪现场来看，声势不可谓不大。根据参与反映问题老师的说法，肇东市的在职教师有8000人，参与到市里“要账”的，达3000到5000人，而根据当地政府表示，最多的时候有750多人。参加讨薪的老师到底是多达数千人，还是七百多人，可能难有定论，但是确凿无疑的是，这一次真的是闹大了。不仅影响了一个地方正常的的教学秩序，经由媒体的报道，讨薪一事已然发酵成备受全国关注的事件。

事实上，老师们的诉求，其实并不复杂，他们所谓的待遇太低，并不是在漫天要加工资，也并不是对整体的工资基础线有意见，而是对“和周围其他县市的工资相差1000多块钱、住房公积金也存在补贴不到位”的不公，表示极大的愤慨。而根据当地政府给出的书面解释，其实整个矛盾也并不复杂，之所以会比周围其他县市低，因为医保、养老和公积金是每月扣除，跟年底集中扣除的地区相比，月工资显得少一些，并不存在权力违法的问题。

如果事实真的只是如此，又何至于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呢？甚至在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向现场讨薪老师致歉，并给出说明后，讨薪老师为何并不领情呢？致歉中没有对问题有实际解决或许是一方面，关键的问题恐怕还在于“没办法，因为正常的渠道跟他们沟通，没有人马上转达，而且传达完也没人解答”，换言之，问题的症结乃在于利益表达制度化的缺失。

停课讨薪，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利益表达，从现实效果来看，这显然并不是一种恰当的利益表达。而之所以选择这种不恰当的利益表达方式，实属讨薪老师们的无奈，在停课之前，老师们曾经试图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表达利益诉求，这里正常的渠道，便是制度化的权利救济渠道。

数年前，清华大学某课题组曾专门对利益表达制度化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何况还是一种合理的利益诉求，是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因为正当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弱势群体无法通过谈判和妥协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利益关系失衡的格局始终得不到调整，才导致弱势群体被迫采用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方式。

课题组随后还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提出了机制建设的路径建议，比如信息获取机制、利益凝集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利益协商机制、调解和仲裁机制。观照这起停课讨薪事件来看，至少在信息获取上，诉求表达上、利益协商上是存在制度上的缺失的，而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也不是一次即便富有诚意的道歉会所能实现的，依然必须回到利益表达制度化的建设上，让合理的利益诉求能够在制度范畴内得以回应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