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高考”如何防作弊
每年高考总会进行一场作弊与反作弊的“暗战”。现代社会,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有效防止考生作弊。科举考试被称为古代的“高考”,考中者意味着鱼跃龙门,因此,总有考生会不顾一切地作弊。那么,在没有高科技辅助的情况下,古人是如何防止作弊的呢?
唐朝“开卷考试”不用防作弊。唐朝是科举制刚刚确立时期,当时允许考生夹带资料入场,类似于今天的“开卷考试”,直到唐末五代时期,才开始严禁考生夹带资料入场。
宋朝“安检搜身”防作弊。宋真宗时颁布考试新规,规定应试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物带入。考生入场前要一一检查,由监门官搜身。一旦发现作弊资料,可立即押出考场,并停止参加科考一次或数次。据记载,当时搜查时会将搜摸考生全身,如同现代机场的安检一样。尽管宋朝“安检”措施比较严苛,但是负责“安检”的监门官素质并不高,受贿现象比较普遍,搜身慢慢也形同虚设。
到了金代,朝廷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调部队来监考,专门抽调“不识字”的士兵任搜检官,实施令人尴尬的“裸检”。《金史·选举志》中有记载:检查时,考生要主动把衣服解开,裸露身体,让士兵检查;还要把束紧的长发放下来,看头发结内是否藏有“蝇书”一类的作弊资料,连鼻孔、耳朵也要扒开看一看。由于当场“裸检”过于不雅,因此,金世宗时又改成文明的“裸检”——“沐浴更衣”法,考生考前必须先洗澡,洗完统一着装(政府提供)然后才能入场应考。
到了明代,对作弊的处罚升级到“坐大牢”甚至“处死”的恐怖地步。明朝规定,若考生被搜出作弊资料,轻则被立即取消考试资格,赶出考场;重则坐牢甚至处死。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明世宗要求,“添设御史二员,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校于礼部前一月(戴上刑具枷锁示众一个月),仍送法司定罪。”
清代除了继承了明朝严厉的反作弊手段,同时还和经济利益挂钩:查出一名作弊考生赏银三两。公元1743年,乾隆皇帝颁布考试新规之一就是:由士兵负责搜检,士兵每搜到一名作弊者可“赏银三两”。为了多领赏,负责搜检的士兵一点不讲情面,有的甚至会将有嫌疑考生的裤子当场扒下来。经济刺激还真管用,据《清高宗实录》记载,有一年当场交白卷的考生68人,未完卷者329人,文不对题者276人。第二场点名时,竟然有2800多名考生弃考。
2、古人如何“高考”?
古代人是如何参加“高考”的呢?江南乡试多在秋季举行,所以又叫“秋闱”,每闱三场,每场三昼夜。由于中间要两次换场,因此实际是九天七夜。
第一场考的是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里边选择材料来出题的。第二场考的则是官场应用文,分上下往来的公文和根据提供案例来撰写司法判文两种。第三场考策问,涉及的是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要求考生给出对策和办法。科考在当时是考生也是朝廷的大事,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开考后号舍就会上锁,其间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便是发生火灾,烧死考生也不能开锁。
当时的号舍一律南向成排,长的有近百间,短的也有五六十间,巷口门头大书某字号,备置号灯和水缸,可供考生夜间行路,白天饮水之用。考试期间伙食由考生自备。因为乡试时间较长,加上天气闷热,饭菜很快就会变质,所以考生一般都只带干粮充饥。
古代科举考试的规矩很多,而且相当复杂,完整程序有乡试、会试、廷试,即地方、中央、皇帝三级考试。大家熟知的,是考试地点设在各省的乡试。乡试也称乡闱,通过乡试即为“中举”,成为举人。从形式来说,乡试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全国普通高校统一考试”。
要想参加这个古代“高考”,比现代难度大多了。就明清规定而言,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乡试的,首选得通过小试,即俗称的童子试,成为秀才后才有可能。秀才还要通过岁试、科试,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科试在乡试之前举行,可以看成是乡试的预考。通过科试的秀才被允许参加古代的“高考”乡试。如果科试没有通过,则叫“落海”,落海者尚有一次补考的机会,称为“考遗才”。
通过乡试,成为举人,便可以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了。因为会试的考场设在京城,故有“进京赶考”一说。通过会试的考生,称为“贡士”,获得参加最后、也是最高级考试廷试的资格。
3、古代如何防止高考移民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的一天,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已经67岁了,但一点也不糊涂,依然有精力在宫内接见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通判,只是一个正六品官,能得见天颜,可谓皇恩浩荡了。
可麻烦就出在这皇恩浩荡上。皇帝照例会问地方官的籍贯、出身、履历等等以示亲切关怀。张回答说他是顺天府(今北京)人氏,可精明的乾隆帝听出了绍兴口音。这在当时是大事。一则本地人在本地当官,违反回避制度;二是张某可能是冒顺天府籍在京师参加的科考。尽管张廷泰回奏:“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乾隆还是大怒,下旨曰:“顺天应试,例有审音御史、验看月官,则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询察。且朕于各官引见,奏对履历,为时无几,尚能辨其语音。诸臣审音验看时,如果留心听察,南北音声无难立辨。皆由诸臣视此等事不以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义。”意思是说,我就凭两句话听出了张某说的是南方口音,你们那些“审音御史”是吃干饭的吗?
何谓“审音御史”呢?这是专门为打击“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设置的。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籍贯,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参加科考。清朝对考试报名地点有严格规定,祖父在某地入籍在20年以上,当地有祖坟、田产、住宅,才能在当地报名应试,后来改为考生本人入籍20年以上方准应试。朝廷如此防范“冒籍”,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统帝国各地的利益,维护政治稳定。不过规定也有例外,国子监的监生(国立最高学府)即使籍贯为外省,也可在顺天参加乡试。所以当大官的只要给儿子弄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就可以来北京考试了。
宋代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于当时版图没有明清两代大,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平衡,因此这一规定并不十分严厉。到了明、清两代就不一样了,帝国疆域广阔,士子众多,而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对某些地方进行政策性倾斜是必要的。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绍:“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边远省份虽然录取名额少,但参加考试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发达,像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地区的士子“冒籍”应考,显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而首都所在的直隶省,得到朝廷的照顾,其录取名额和江、浙为最多的地区,其本地士子的考试水平不如江浙等省,这也是江南士子喜欢在冒顺天籍的原因。
不仅仅是考举人的乡试,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阶梯——— 考生员(即秀才),也难易程度不一样。齐如山先生说他的家乡直隶高阳,文风盛时,30余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员,而同一省的涞源,常常考生还不够应录取的名额,基本上能把前两行八股文写顺溜就可以中秀才。由于生员录取是以县为单位,童生们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发。而且考秀才有“作保”制度,考生拿钱请“廪生”(生员的一种,可以在政府领粮食,相当于公费生)做保人,考试前考官点完考生名后,再叫“某人保”,作保之廪生必须应声“某人保”,一旦“冒籍”事发,作保的廪生也会被革去功名。
乡试以省为单位,而且考取举人的利益更大,那么防范“冒籍”则难度更大,只能用严刑峻法待之。据明末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朝对冒籍处罚非常严厉。万历十三年乙酉科顺天乡试后,冒籍之说纷起,给事中查明冯诗等八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顺天考试,奉旨查办,将冯诗等二人枷示于顺天府前,和其他六人都发配为民,禁锢终身,即终身剥夺考试资格。八人中有名史纪纯者,他父亲是翰林编修,也被革职。一干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不过王朝处罚冒籍有如松紧带,不同皇帝在位,其严厉程度不一样。嘉靖年间有个超级考试牛人、浙江绍兴籍的陶大顺,冒籍顺天考了个经魁(前五名),这也发挥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发,剥夺举人资格。不过这次朝廷很仁慈,没取消他日后的考试资格,过了几年他在浙江乡试中考了第四名,紧接着登乙丑科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 专司纪检监察的二把手。
明亡清兴后,冒籍的这种把戏仍然时有发生,清朝打击“冒籍”一如明代那样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考生“审音”,凭其口音确定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在顺天乡试时,朝廷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员,“审音御史”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送顺水人情。于是就出现了乾隆爷痛斥审音御史“殊失敬事之义”一幕。
51网综合自《南方都市报》、法制网、《三晋都市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