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三亚上半年物价补贴发放工作启动,符合条件居民每人将一次性获得360元补贴资金。三亚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说,市长已发话,今年全年每人将获得920元的补贴,年前已经下发200元,其余将分两次分别于上半年及下半年发放下去,每次360元。
此次发红包的消息传出后,不但广大三亚市民倍感振奋,而且迅速引发强势围观,网络点赞的声音铺天盖地。
资金来源:利用克服“四风”弊端腾出2亿元,具体包括压缩办公经费、公车、会议费等。
发放动机:三亚是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高居不下。历次补贴发放中,官方均提到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高居不下这一因素。向居民连续发放物价补贴,有利于减小居民因物价上涨而增加的经济生活压力,尤其是对低收入者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除物价外,外地游客涌入致三亚房价飞速上涨,2010年就已暴涨到18319元/平米,当地居民已无法负担房价。早在今年年初财政预算中,当地就有相关计划,如果物价上涨、居民收入较低就将推行这一惠民政策。
相关背景:三亚的“红包”发放始于2010年,每人一次性获得180元,预计超26万人受益。在过去5年中,三亚已累计发出超13亿元物价补贴。如今,向城乡居民发放物价补贴的“红包”,已经从政府临时性补救措施,发展成政府财政预算的制度性安排。发放对象不仅包括本地户籍城乡居民,还包括附合条件的非本地户籍人员,覆盖范围更广。
政府红包怎么派才合理?
政府红包究竟该派多少钱?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是全民发放更合理,还是向个别困难群体发放更好?除了直接发放现金,可不可以探索出减免税收等多种形式?可以更广泛地征求社会民意,再加上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公开,以及事后对红包发放效果的评估机制,才能确保红包发放最大限度反映民意、惠民利民,也才能保证“红包”不成为官员自肥的小金库。事实上,三亚的“红包”发放5年来,已从政府临时性补贴措施,发展成财政预算的制度性安排;而由县委书记一人说了算的财政支出,却有贪腐之嫌,正是这一道理的正反例证。
全民发"红包"行为应尽快"法定化"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政府发放“红包”举措并未形成一种固定的或法定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并未为此立法,今后还发不发,发多发少主要取决于政府决策者“心态”和“大方程度”,而不是民意和制度安排,这一现状不能不让公众对于三亚市“居民红包”的未来如何表示担忧。
在政府发放居民“红包”上,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带有“法定”属性和刚性制度安排的“分红”。譬如说,当地经济发展指标提升了多少个百分点,公众就可以理所当然“分红”多少“红包比例”;政府当年从税费中收益了多少,民众通过制度和法律安排,有理由拿到多少“红包”等。这种愿望还可以向国企经营领域辐射,这才是真正体现政府为民、国企体现出真正属于国民所有的属性。
全民发红包,全国城市谁能学
中国各地的治理应当允许一些个性化表现,三亚发钱了,在舆论场上被叫得山响,出这样的风头未必就让三亚市政府很舒服。随着年复一年,官员也会换,发钱将慢慢变成沉重的惯例。三亚能否坚持做下去,坚持不了又如何收场,人们将乐得拭目以待。
有一点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那就是三亚的做法是个特例,中国其他城市并无对其做复制努力的必要性。中国各地财政非常充裕的城市并不多,有限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首先应当用到刀刃上。比如多补贴穷人,多为促进教育和医疗公平做投入,这些比“分掉”财政更具难度。
做任何事都往往有利有弊,全世界派发红包城市的多少,说明了这种方式普适性的程度。但是对它做好与不好的绝对价值判断,我们认为没必要。对三亚的做法,我们宁愿抱“存在就是合理”的态度,在这方面“民主”些没什么坏处。
发过“红包”的城市
政府发放红包,大抵有三种主导因素:一是鼓励民众消费,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二是帮助民众克服大宗商品价格和薪资上涨引发的通胀压力;三是政府财政盈余。
澳门特区政府自2008年起直接向民众发钱,2014年每人发放9000元,非永久居民5400元。澳门官方人士表示,政府出台现金分享计划是顺应民意的体现。
香港近年经济发展平稳,特区政府2011年曾仿效澳门,向全体居民每人派发6000港元,一度引发巨大争议。今年1月,特首梁振英强调,“派钱”政策将告一段落,“钱应该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同样是派钱,澳门争议较少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充沛的财政收入来自高昂的博彩税,而香港特区政府的收入则比较 “来之不易”,主要来自卖地、工资税和利得税等。
东莞、深圳、宁波、南京等也曾向市民发过红包,其中多是为了抵御通胀向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的“临时生活补贴”。
(51网综合广州日报、东方网、环球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