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网讯 今天，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

作为川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在这一天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70年前的今天，我们的先辈和所有热血沸腾的中国人一样，用自己瘦弱的身躯筑起了中华新的长城，在欢歌与热泪中迎来了这个古老民族的救赎与新生。胜利日，字字血泪，字字千钧。

“举国鼎沸兮，全民总抗战。”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觉醒起来，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神州大地，到处是“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动人场面，到处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烈景象；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各族各界民众同仇敌忾，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倾听，倾听英雄们血与火年代最刻骨铭心的回忆，守望历史，是为了和平的尊严。

本报记者向晓文采访赵毅

做白内障手术 只为看一眼胜利阅兵

采访时间：8月27日

采访地点：泸州四川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病房

口述者：赵毅 93岁

记录整理：龚飞 向晓文

我叫赵毅，今年93岁，1939年投身革命，参加过临汾、运城、太原攻坚战，后任叙永师范校长、高级讲师。

1939年1月，我参加了八路军，所在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539团。抗战初期，我加入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干训班学习，负责撰写部队稿件，如太岳五军分区的《中条战报》、60军的《前进》。1939年8月，我获得中共夏县中心区机关报《中条战报》的“青少年创作奖”，并被邀担任该报“新芽园地”的特级通讯员。

1941年5月，侵华日军组织5万兵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采取“避日政策”的阎锡山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导致晋南地区沦陷，八路军晋豫区部队党委根据形势，决定建立太岳第五军分区。1943年秋，日军加紧对太岳五分区根据地封锁和扫荡，为了保证重要情报不被日军截获，部队特意派遣我护送文件到军区总部，就在我即将突破封锁线的时候，却遭遇日军巡逻小分队，我与两名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干掉了两名日本兵，但我右腿上部却被日兵的刺刀戳穿。我强忍剧痛，安全地把情报送到了军区机关，避免了部队的情报外泄。为此，太岳五分区政治部对我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1943年冬，鬼子对我所在根据地发动了扫荡，部队开始撤离。在夜行军中，我和炊事班长老杨两人掉队了。我背着一大包重约10斤的政治部机密文件，老杨拿扁担扛着作晚餐用的20斤面团。为了追上部队，我们必须在天亮前穿过敌人封锁线。眼看太阳就要升起来了，我决定让老杨先冲过公路，我在山坡上观察敌人巡逻队。

说时迟，那时快，老杨刚冲到公路上，突然我发现敌人的巡逻队来了，我只得朝老杨喊，“鬼子来啦，快爬在公路边的沟里！”可这一喊，却惊动了敌人。他们向我开枪，我便往老杨相反的方向跑，几个敌人追了过来，因我对那一带地形熟悉，最终甩掉了敌人，掩护老杨穿过敌人封锁，我们也追上了大部队。

回到部队里，老杨含着泪说，“今天要不是你，我就回不来，给你做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如今，我得了生白内障，为了能看到“9.3”天安门阅兵，我坚持到医院做了生白内障手术，再有几天就可以回家了。比起死去的战友，我感到太幸运了，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腿上的刺刀眼却时刻提醒我不能忘记残酷的战争，不能忘记倒下的战友……国家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我作为一个抗战老兵，祝愿祖国明天更富强。

本文作者采访马启林

手榴弹扔得远 右耳被炸聋

采访时间：8月26日

采访地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房

口述者：马启林 90岁

记录整理：邹世进

我叫马启林，今年90岁了。我的老家在河北涉县，我小的时候，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军到我们村子来杀人放火，他们无恶不作，我的堂爷爷就是因为腿脚不方便，鬼子来了没有跑到山里去，就活活被鬼子打死了。我那时就发誓，要参加八路军，为亲人为乡亲们报仇。1941年，我16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

刚入伍时，我是通信员，后来我主动要求加入骑兵部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团长发现我扔手榴弹扔得很远，就让我加入步兵部队。当时，我扔手榴弹最远时能扔到50米远，在团里是数一数二的，还打得特准。参加抗日战争的4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白天搞生产，晚上打游击，部队也要自己种一些小米、玉米和南瓜等来给战士们改善生活，从团长到士兵都要下地干活。我很佩服我们陆团长，他在东北抗日时断了一只手臂，但后来每次上战场时他都冲在最前面。平时在地里干农活，陆团长也像普通士兵一样，挽起裤腿耕地。华北的冬天很冷，我和战友们的棉衣都是缝缝补补穿3年，单衣也是一年才发一套，每次打仗遇到下雨下雪，衣服湿透了，大伙就在林子里生火烤棉衣，经常不注意就烧个小洞来。当时的生活条件艰苦并不算什么，最恼火的是缺少武器弹药，最开始入伍的新兵都没有枪支，全是用刺刀和棍棒跟着打游击。后来，我在战场上缴获了一支手枪，团长让我留着当武器。那时每支枪最多只能配5发子弹，不到万不得已，大家都舍不得用。有时，好不容易攻进敌人的弹药库，可往往缴获的子弹因型号不同而无法使用。

我先后参加过多次战役，记忆最深的是在山东大洋湖一带的战斗。那场战斗很惨烈，我们团有3000人，最后只剩下200多人，很多战友都负伤了，但仍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我的右耳也被炸弹炸聋了。后来，我们部队在河北磁县又与日军有一次正面交锋。当时在一个小山包上，敌人在上方，我军在下方，形势非常不利，战友们掩护我，我一口气扔了5颗手榴弹，炸死了碉堡前面站岗的鬼子和汉奸，战友们趁势冲进去，一连攻占敌人3个碉堡，还俘虏了20多个鬼子。这一胜利令部队军心大振。……70多年过去了，我对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记忆犹新，我一直在部队工作，直到1980年离休后回到成都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

汪祺廉近影

那一仗 炸得山摇地动

采访时间：8月21日

采访地点：成都某小区

口述者：　汪祺廉 88岁

记录整理：阿玉

我1927年2月出生在四川合川，原名汪廉，家里共有八姐弟，其中有五弟兄，我在家中排行老三。1943年10月，时逢远征军征兵，16岁的我踏上了从军路。

相继到广合师管区、嘉峨师管区新兵连集中后，我随大部队开拔到云南楚雄，被编入卫立煌的远征军陆军第二军76师228团一营一连小炮班。滇西大反攻开始后，1944年5月，团长段国杰率228团敢死团强渡怒江，遭日军主力师团居高临下的阻击。在营盘坡、稻坡苦战不进，后机枪开路，撕开敌火力网，攻占一个个离地，最终夺取大尖山阵地。部队进抵平达，大尖山阵地又被日军攻占，228团再次展开绞杀战。13日，日军从芒市调集两千余众，炸得山摇地动，硝烟淹没大尖山，中国将士与日军拼杀两天两夜，死守血战，坚守27天，掩护集团军渡江作战。虽伤亡惨重，但此战役为后来的松山、龙陵、芒市、保山等血战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除了上述战斗，我印象深刻的是后来攻打芒市红岩时敌我双方胶着，十多次进攻都未攻克。当时夏秋连绵阴雨，三天三夜粮食无法补给，228团在大山里只能用野菜野果充饥，我连鞋子也没得穿，有时气温高达40多度，赤脚行军在滚烫的石头上，打摆子（疟疾）、发高烧了只能被战友抬着、搀着走。深秋，副团长关鹏程带着一个加强排，扛着两枚榴弹炮，跨过滇缅公路，行军一整晚于天明时分绕到敌方对面山头准备再次攻打日军，攻打了一两个钟头后20多盘炮弹全部打光，高地仍无法占领。后来，228团战场转移，军部派其他部队攻克了红岩阵地。

1948年6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成立收容所，收容的100多名国民党准尉以上军官最后只留下了5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组织找我谈话后，我在名字中间加了个祺字，以示投诚决心。在收容所学习一个多月后，我被分到第二纵队教导团，而后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渡江两大战役及向西南大进军、解放华中南等作战任务。

本文作者与郑维邦合影

参加阅兵 曾经流血的老兵流泪了

采访时间：8月21日

采访地点：成都成华区某小区

口述者：郑维邦 99岁

记录整理：岑凌

我叫郑维邦, 1916年出生, 现年99岁，1939年1月，我参加了李家钰所率47军在成都九眼桥莲花池举办的第一期军事教导队，1941参加山西中条山等战役。1942年12月又参加远征军，参加松山战役等。

我参军是因为日本人轰炸成都,有一次我和母亲在盐市口，一发炮弹就在我和母亲不远处爆炸,我和母亲死里逃生，但是看到周围受伤和死亡的人，心中很气愤，所以我决定参军,打日本人,要将他们赶出去。

参军后，我们随部队出川参加抗战，当时我们47军从成都出发，全靠脚走的,一个斗笠,穿一双草鞋,背上背12双草鞋就是我的所有装备,出川之路很艰难,路上什么情况都能碰到，生病、受伤也少药治，好些人在路上就死了，能活着到达山西都不容易。

到山西后我们就驻扎在那儿,在那里日军肆意屠杀战俘和平民,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和残肢，军人的、老百姓的都有，鲜血染红了那里的山山水水。路边上随处挖个坑，都能挖出尸体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鬼子都杀掉。

1941年5月，日军7000人集结在夏县，企图击溃中条山西线。我们参加了夏县文德村和白山顶簸耳村战役，当时我们在文德村留有一个营的兵力坚守，有一次遇到鬼子扫荡，当时我带兵，在距离鬼子200米远时，我告诉其他兄弟等鬼子挨近了再打，谁知道一位年轻的士兵，由于紧张，误放了一枪，这枪一响，鬼子发现了我们，几颗炮弹随即打了过来，我赶紧叫战友们趴下,但是毕竟是炮弹啊，还是一下子就伤亡了七八个，7班班长也牺牲了，人就在我边上，怎么叫都叫不醒了，刚刚还在说话呢，说没就没了......

在攻打夏县时，我不慎踩中地雷，当场被炸得昏过去了，当时几个背我的战友都以为我没救了。你想，一下子被地雷炸飞了，咋还有活的嘛，结果还真活下来了，等我迷迷糊糊地醒来，发现医护人员正在给我治伤，说是右脚的4个脚趾被炸断，医生说，弹片太多了，必须马上取出来，不然有生命危险，但是现场没有麻醉药，只能靠自己忍到。几个人把我按倒，不让我动。医生用刀先把伤口旁的肉割开，用钳子把弹片夹出来，然后再包扎。我被割了几道口子，汗水一下子就把衣服打湿完了，我实在忍不住，叫了两声，就昏过去了。医生给我接上了3个脚趾，只有一个没办法接上，到现在都只有半截，一只耳朵也在那时被震聋了，后来我恢复缓慢，医生给我打了一针珍贵的盘尼西林，这才保住了命，我还是有打仗的命，这样都没炸死。

我不后悔当年参军打鬼子。我比其他战友幸运，在有生之年得到了肯定，我就要去北京参加阅兵了，高兴得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我这一辈子，值了！

本文作者与牟天成合影

战场上的“矮子机枪手”

采访时间：8月11日

采访地点：泸州市纳溪区冠山

口述者：牟天成 91岁

记录整理：袁玉华 郭霞

我是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民强村4组村民，今年91岁。1939年春，我加入了国民党第14军83师249团3营运输连，1939年8月，我们所在部队开赴河南前线。由于减员，我又从运输连调到步兵连。

在行军打仗中，我喜欢钻研射击方法。经过多次实战，我琢磨的枪法都极为灵验，并在一次全师200多名“神枪手”的比赛中，一举夺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见我步枪手法如此精准，来自四川简阳的营长傅元方赛后找到我说：“你的枪法准，步枪杀伤力太小，你就当连里的‘机枪手’吧。”

于是，我把训练、总结出来的步枪射击技巧运用到机枪射击上，没过多久，我也成了机枪射击“神枪手”。此后，我这个“矮子机枪手”的称号便在全连、全营甚至全团传遍开来。　

1939年到1945年间，作为机枪手的我参加了几十次对日作战。我都记不清自己打死了多少鬼子，但清楚记得有三次一只脚已踏进“鬼门关”，险些命丧战场。

第一次是在河南确山县一次山地战中，由于日军使用流弹打击，战斗打响不到半个小时，负责守护山头前面的两个排的战士就死的死，伤的伤，机枪手都负了重伤。

眼看着鬼子嚎叫着就要冲上山来了，我顾不得多想，拿起机枪就跑到前面机枪手旁边，连长和营长也跑上前来督战。当时，我只管叫副手装弹夹，一个人负责打两挺机枪。打着打着，我把衣服也脱了，光着膀子打起来。当时我打的两挺机枪各打了四个弹夹，鬼子丢下数10具尸体后落荒而逃。然而，当我歇下来时才发现，自己的双腿在不停流血，裤子更是被血浸透。一检查，原来是自己的小腹被敌人的子弹打破了皮肉，幸好未伤及要害。在医院住了一周后，我又重返战斗前线。

第二次是在贵州独山那场战斗中，日军一发炮弹落在我们所在部队阵地附近爆炸，一块弹片从我的额上划过，鲜血立刻模糊了双眼，无法参战的我被送回战地医院，两天后才又重返前线，至今伤痕历历在目。而那场战斗，我们所在的营打死、活捉日军1000多人。

最惊险的是在河南光山县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所在的部队打了败仗，一个团的人基本上全部牺牲。我因为冲在前面，来不及撤退，在日军打扫战场时，躲在一条水沟边的坑里，将牺牲在附近的战友遗体拉来盖在自己身上，躲过了日军的搜索，捡回一命。

如今，每天上午，只要是晴天，我就会一个人拄着拐杖慢慢走出屋，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或与熟悉的人拉拉家常。没事时，我就会拿出志愿者们送给我的一台收音机收听节目，随时了解祖国的发展变化……

本文作者与吴天樵合影

投笔从戎 破译日寇作战情报

采访时间：8月20日

采访地点：绵阳某养老院

口述者：吴天樵 91岁

记录整理：田明霞

我叫吴天樵，今年91岁，是三台县安居场镇人。50多年前，身为译电员的我和战友们，天天破译日军作战情报信息，以特殊方式鏖战在抗日战场上。

我父母当时在三台县安居场镇做盐生意，养育着家里的三儿两女。我在家排行老四，被父母送进了抗战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下设的“国学专科学校里”里读了两年书。记得那时有个从东北来的蒙教授，他的书教得特别好。他给我们讲中国大好河山里的优秀文化积淀，讲日寇占领我国东北三省的暴行……一颗抗战的种子就这样被深深埋在了我的心中。

我有个老乡叫吴天虎，当时在国民党第五战区第22集团军总部当兵。1940年，他带着我和另外三个小老乡，从三台老家出发，步行一个多月，到了湖北枣阳的抗日前线。此后5年，我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都参加了对敌抗战。

我有文化，一入22集团军，就做了电务技术员，是少尉军级，被部队送去学习了两个月的破译学，从此就成天在电台前，破译日寇的作战方案、位置和命令。那时没有电码本，破译规律性很差，要靠破译员对数字的敏感和聪慧来获取情报。有一次，国民党和日寇襄樊大战交锋激烈，我和别的破译员，穿过枪林弹雨，历经千辛万苦，背着电台到达安全地带，破译了日寇的重要作战情报。

在当时河北许昌，河南驻马店等地，日寇威逼利诱拉拢收买了一些“皇协军”，修筑了许多炮楼，防国军突袭。我和战友们破译了许多准确及时的情报，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炮楼。我见到日军被俘时，他们个儿矮小，吓得发抖。但我们是优待俘虏的。日寇入侵中国的战线长，兵力少，打击“皇协军”“二鬼子”是我们当时的重要任务。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于1946年回到三台老家，结婚生子。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到成都游玩时，还特地到了原国民党22集团军第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墓前拜祭。如今，我和妻子都搬进了环境清幽的养老院里生活。家里还派出年过六旬的四女儿，专门到养老院里照顾我们。我现在年过九旬，没有一点病，还能用电脑手写板，与网友聊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