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农民工问题近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国家统计局4月29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上升至17.1%，绝对数量高达4685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也意味着一个庞大的群体。

这一群体大多数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老了。由于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他们无法退休，难以退休。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农保实施的不尽到位。2009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3年后基本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推动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可谓世界养老保障史上的奇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即“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可以说新农保的全面铺开有力地缓解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难题。但是，我国农民人口基数太大，不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新农保中设置的15年累计缴费期限和相对较低的发放水平，便让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高龄农民工望而却步。这些高龄农民工以往缴养老保险情况少，在接近60岁的时候又难以满足15年期限，即便允许补缴，但这一笔费用对他们而言拿出来也未必那么容易。

高龄农民工在我国新农保、新农合、城乡养老保险中的尴尬地位是一种现实存在。不少高龄农民工由于缺乏有力、可靠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在打工和务农之间依然存在收入剪刀差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继续打工。由于年龄限制，他们打工的选择面也十分逼仄，基本上是脏、苦、累的工作。高龄农民工缺乏教育、缺乏技术，他们由于各种政策的原因总是“赶不上趟儿”，错失了一个又一个的政策福利机会。这是不是他们的错？不是。这是历史欠账。

历史欠账终究是要还的。近4700万的高龄农民工，也意味着极其庞大的养老保险支出。每过一年，数据都有可能增加，农村养老困境会进一步凸显。这么一大批高龄农民工，多数还是会选择回到农村养老，那么，谁来负责他们的养老问题，怎么样缓解，有没有机制解决当前他们的选择困境？笔者认为，首先是要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问题。建立全国层面的养老保险流转机制，通过增加养老保险流转的顺畅性，让农民无论在何处打工都能享有养老保险金账户。其次是对高龄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提出一些补充说明，通过“补充”来化解高龄农民工缴费难、发放低等难题。“补充”的钱可以从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账户的运转盈利中解决一部分，也可以从农民工流入地财政中想办法专项支出一部分。再次是有针对性地加大对高龄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缴费鼓励。比如给予公共交通乘车优惠等，这笔钱虽然不多，但精神激励意义不小，让高龄农民工感受政策福利落地，这种有尊严的感觉也很重要。

通过消弭政策福利的真空地带，想方设法让社会中每一个阶层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挑战固然存在，价值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