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青 绘图

“9亿劳动力资源，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今天，在政协分组讨论会上，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说，对中国经济很有信心，因为中国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不过，他也承认，创业创新要实现经济“井喷”增长还未到时间，当前“正处在一个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

“把论文等同于科技创新是非常危险的”

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代表援引一项数据：中国论文数量世界第二，专利数世界第二，但创新能力却位居世界第19位。“把论文等同于科技创新这是非常危险的。”

钟南山讲了一个故事：自己有一位朋友，是第一批教育部送出国留学回来的，每年相聚，朋友总是说“今年发了多少多少论文”，感觉不错。这让钟南山感到，是不是我们的理念错了，很多高等学府把论文作为创新重点，但在他看来，创新是一个全过程，有了理论还需要应用于实践，产生效益，这才叫创新。

一些来自企业的代表委员非常关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创业创新的论述，不过，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出我国创新转化率低下的事实，“找到高校提出希望与之合作的项目，但高校基本只能提供论文，而没有企业需要的解决方案、实践路径。”王文京代表说。

对于钟南山代表提出的“让创新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在同一团组的广东省科技厅厅长黄宁生代表表示，“广东省科技创新大会提出要建立一套可操作、可量化、可监测的创新指标体系。”

“专利产品一旦面世，仿冒产品迅即现身市场”

“一个新的专利产品一旦面世推向市场，不消多时，仿冒产品迅即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现在市场，并大获其利。”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副会长钱月宝代表在接受采访时痛斥专利剽窃仿冒、直接侵害专利方利益的违法行为。他说，这对创业创新是极大的伤害。

“作为投资人，每天接触的大学生创业项目非常多，坦率地说95％没有创新，大多都在进行模仿拷贝。”新东方科技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委员也道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

钱月宝代表说，专利知识产权保护举报往往遭受地方保护主义在内的种种阻力，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议与诉讼。“有受害方也曾理直气壮地将自己的专利专程送到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以证实自己对专利产品的拥有权。但由于我国的专利鉴定机构实属凤毛麟角，马拉松式维权路让有些受害单位精疲力竭而只得自认倒霉。”钱月宝代表说。

对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造成的浪费是巨大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一位处长细算过一笔账：近年来我国每年取得的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达3万多项，而每年受理的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发明专利申请却只有1万多件。他说，“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极地大伤害了创新热情。”

解决不了户口，转不了社保，民企叹“留人难”

“创新驱动发展其实是人才驱动发展，实质是人才融合。”山东绿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志强代表说。

沈志强也谈到，实践中，人才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其他的行业可能就差一些。他举例说，“比如三农问题，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农业科技人才不足以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现在真正在农村种地养猪养鸡的，基本上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学农的大学生也不愿意从事农业的生产经营，要么考公务员了，要么转行干别的了，所以出现现代农业后继乏人的现象。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委员也强调人才在自主创新中的重要性，他建议，企业必须坚持“引智”和“培养”两条腿走路，国家则要致力于建立一个人才全国合理有序流动的平台。

“引进来领军人才后，怎么办？”一些民营企业代表委员说，吸引人才的手段除了多给钱几乎没有其他办法，在引进人才的户口、土地、教育等资源配给上，国家多向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倾斜，导致中小企业“留人难”。

“嫌我们企业地方偏远，不能给当地户口，影响孩子上学，社保也转不过来，他们这么一想，给再多钱都不干了。”一些中小企业的代表委员说“留人真难”。

“创业创新最重要的环境是政策环境”

创新的整个链条上，什么是最大的瓶颈？钟南山代表以中国新药乏见为例，对行政审批导致创新难落地进行了批评。

“很多药品研发出来，进入审评就走不下去了。特别是干细胞移植，中国起步和美国差不多，发展也快，但到现在，只有一个造血干细胞移植‘产品’，就是被临床卡住了。而且现在连一个审评标准都没有。”钟南山说。

“发达国家创办一个企业可能是1~5个程序，时间大概是10天，而我国一般是14个程序，大约需要38天。”吴江委员说，创新创业最重要的环境是政策环境。他说，因此我们要搞“三证合一”、商事制度改革等破除创业的藩篱。他的建议是，进一步把创业门槛降下来，让创业审批的时间快起来，降低创业成本，并且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创业便利。

深圳证券交易所原理事长陈东征委员指出，我国为了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工商登记、税收减免、银行降准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但支持他们成长的金融体系还存在很大欠缺。比如众多城商行、农商行中，已有8年没有银行能够在内地证交所上市，而加快城商行、农商行上市，是资本市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一个好的途径。几年前，证监会曾要求，拟上市的城商行、农商行的资产总规模必须从400亿元提高到700亿元。陈东征说，这个标准将绝大多数城商行、农商行挡在了资本市场门外。

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说：闭门想出来的规模标准、利润标准等门槛，不利于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来为中小微企业服务和为民众服务。（中工网北京3月5日电 中工网记者 罗娟 李瑾 杜鑫）